师生缘 ——回忆我的老师董希文先生| 宋怀桂发表时间：2018-05-02 01:07 
宋怀桂与万曼从保加利亚寄给董先生和董师母的照片
宋怀桂、万曼寄给董先生和董师母的信 在我许许多多的个人收藏中，有一张照片十分珍贵，那是一张用老式照相机拍摄的两寸见方的黑白照，虽已发黄，但仍很清晰，是我与一位先生的合影，这位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除我父亲、丈夫、儿子和周恩来总理之外，第五位对我最具影响力的男人，我的有缘之师，著名的油画大师——董希文先生。 40年弹指一挥间，往事冲出记忆的闸门，滚滚而来，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那是1954年的夏季，一个美好的夏季，像所有的幸运儿一样，幸运之神选中了我，让我在数以千计的考生中得以金榜题名，跻身于不到十名的被录取者之列，跨进了我国美术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的大门。当时，对于我一个从小就喜欢绘画，中学就立志学画的不满18岁的女孩子来说，兴奋之情自然是难于言表，就像是馅饼从天降，我甚至感到有一些侥幸，我庆幸自己能到集中了美术界之精华的有着全国最有名的画家、教授的学府学习深造，我是那样的自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乐观。 但生活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可以说是捉弄人的，开始的美好转眼之间就变得面目全非，尤其是在我结识万曼——一个外国留学生后，两人由相识到相恋，这段异国之恋现在谈起来虽十分浪漫，被传为佳话，但当时却不是如此，我被说成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加上当时“肃反运动”将我父亲是国民党党员、与蒋经国共过事的“老底”一翻出，一夜之间，我就成为学校里一个有争议的反面人物，成了一个要被批判的对象。同学像躲避瘟疫似的疏远我，使我感到在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渐渐地我开始采取一种自我封闭的态度，刚进校门时那种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感觉早就一扫而空，取而代之是无尽的苦恼。也许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那股子拧劲与好强，我开始埋头苦干，刻苦学画，但在那段政治色彩很浓，提倡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这也被否定成是“只专不红”。 值得庆幸的是老师们对我都不错，他们都是些经历过考验、生活阅历丰富的人，但对于我当时的处境，虽然他们十分理解，却也都是爱莫能助。可他们在教学上对我并没有歧视，这一点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几任老师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分别是韦启美、艾中信、董希文和吴作人，他们都是很有名的画家，对我都很栽培。从师生关系的角度，可以说我与他们比较有缘分，他们对我都很好，这也可以说是与我用功画画有关系，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块“画画的料”。尤其是升到三年级，来到董先生的班上后，我渐渐重又获得了生活的信念，董先生既教会了我作画，同时也让我懂得如何面对人生，是他在我一生中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给了我力量和勇气，重新唤起了我的自信，使我又一次感到生活的美好，从“二等”公民的感觉之中完全彻底地解脱了出来。 董希文老师，同学私下都尊称他是“董大师”，他确实具有一种让人钦佩的大师风范，高高瘦瘦的身材，文雅的谈吐，平时总是不苟言笑，眉宇间透着一种威严，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敬畏之情，觉得他是那么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在我还是低年级学生，还是在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时候，我对董先生就已经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众所周知的著名油画《开国大典》，董先生把几位风云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而我则更是有幸在此幅巨作草稿之时就已先一睹为快，这要感谢董先生的外甥女，我的同班同学黄秀良，是她趁先生不在时，偷偷将我带进董先生的房间。看着画稿，对董先生精湛的画艺，我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董希文《开国大典》 230x400cm 1952年 ( 第一版 印刷品翻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先生开始教我们班时，我正处于只顾埋头画画，独来独往的时期。他让我们画的第一个油画习作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是画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老人长得很精神，穿着长袍，长髯垂至腹前，坐着看线装书。造型摆完，董先生就赴莫斯科访问去了，待他回来后，我们的习作也近尾声。那天课上，董先生在教室里巡视，从一个画板走到另一个画板，最后停在我的面前，我感到很紧张，这时就听董先生问：“宋怀桂，这张画是你画的吗？”我当时一愣，心里揣摸董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好还是不好，于是小声答道：“是啊，是我画的，您有什么意见，您尽管说。”董先生接下来的话使我喜不自禁，因为他夸我的画不像是出自一个女孩的画笔，画得很扎实，有分量，有雕塑感。我真是太高兴了，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看着眼前高瘦的身形，忽然想到古代那些令人仰慕、气度非凡的文人画家亦不过如此了。我的这幅画在班里被排在前几位，弄得全班的人都虎视眈眈，大有不服之气，而我却全然不在意，我只知道我不能辜负“董大师”对我的夸奖，我要加倍努力画得更好。后来董先生又摆了一个女人裸体，这次我更加用心去画，又得到了董先生的夸奖：“别看你是一个瘦瘦的女孩，画的画却是有千斤重!”并请前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来看画，也受到好评。在此之后，董先生对我就刻意栽培，在如何着光用色等方面给我许多珍贵的指点。可没曾想，他对我的精心栽培和重视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都成了他的罪状，他的名字上了大字报，说他是只培养像我这种“只专不红”的不良学生。面对这些攻击，董先生根本不予理睬，我也只能是更努力地去画画，以此来回报董先生对自己的栽培。 1956年年底，我和万曼的婚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要邀请董先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董先生欣然接受，同时也不无感慨，由衷地说道：“没想到真被批准了，我为你们高兴!”婚礼那天，董先生带给我们两件十分珍贵的礼物。他专门请名家用很贵重的玉石为我和我丈夫每人刻了一个图章，分别刻的是“宋怀桂”和“万曼”，还送了我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汉玉印色盒，一直珍藏至今。我真是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特别是收到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礼品。 婚后女儿小红的出世，给我们两人的生活平添了许多辛劳和数不尽的乐趣。不久，我和万曼搬到当时所有名师的住宅地雅宝胡同大院，我们的邻居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其他还有李可染、李苦禅、张仃、董希文等，他们中很多都是教授级大画家，能与他们住在一起，我感到很知足，这一定是有缘分，特别是我和他们相处得都很好。当然在刚开始时他们都还有所顾忌，带着试探的眼光，包括黄永玉一家在内，也是在我们住了几个月后才头一次请我去他家喝咖啡聊天。我很高兴听到他们说“你与别人讲的根本不一样”。是的，我从不去与别人争辩什么，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
宋怀桂(右二)、万曼(右一)与黄永玉(左一)、张梅溪 (左二)两家人在大雅宝院中的葡萄架下合影
1959年宋怀桂去保加利亚前与老师董希文先生在大雅宝甲二号院中留影 在当时一式的中山装年代，美院里许多人都喜欢自己动手量体裁衣，我也不例外，自己缝制了几件大襟布褂子，兰花布的、紫红色的，穿在身上自我感觉很不错。有一天，董先生来找我，说是院里让他画一幅宣传画，反映勤俭持家的主题，他想画一位家庭主妇在缝制衣服，想借我的一件大襟褂子，再请模特儿来穿，这一定很有中国味。我十分高兴能借给他，因为我想这也是一个报答他对我关怀和照顾的好机会。后来得知他还未找到合适的模特儿时，我便自告奋勇说：“董先生，如您不嫌弃，觉得我还合适的话，我愿意给您当模特儿。”可董先生考虑到我有小孩要照顾，白天又要上课学习，但我说：“我会匀出时间的。”就这样，我成了董先生的模特儿，我们每天画一些，时多时少，但这却给了我与他接近的机会，使我看到了董先生生活的又一面。他全然不像平常给我们的印象那样，是一个威严、拒人千里之外的人，相反却是十分平易近人，很亲切随和。他翻箱倒柜，把他年轻时画的画，在敦煌临摹的画都拿出来给我看，还拿出他收藏的许多名家的画，如石涛、八大山人、陈老莲等人的作品，并一一指点，使我学到了不少好东西。由于有机会和他在一起聊天，他的许多对人生、对艺术的看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他的那幅以我为原形的招贴画，后来被放大，“十一”时同学们举着游行，并成了当时美院很有名的招贴画。董先生也送了我一张，现在存放在我保加利亚的家中，画中那缝衣少妇的眼睛及神情十分像我年轻时的样子。
董希文《勤俭持家》 纸本水粉 86X67cm 1958年 经过与董先生的这段接触，彼此间对对方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董先生对我绘画上也越发严格要求。对我的每一幅画，他都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对缺点则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直言我的失败，但同时又很鼓励，失败是自然的，再好的画家也不可能张张画都成功，作画时周围的环境、人的情绪、画本身对自己的感受等各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成败，成功是建立在许许多多失败之上的……董先生对我的这些教诲，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严肃态度。 许多年之后，当我重又伏案静思，回忆我的老师的时候，一种歉意不觉油然而起，我觉得有些对不起我的老师们。在异国的20多年，我弃艺从商，没能将老师们对我的期望变成现实，去做一名画家，从事美术工作。但我想不管怎么说，我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像服装和壁挂设计。我始终都在尽力将老师们所传授给我的唯美的思想，那种对美的追求带进我的工作，我希望将我的生意艺术化，把商品变成艺术。 1960年见过董先生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他去世时年仅57岁。一代油画大师，他的早逝无疑对美术界，对国家是一大损失。像董先生那样有才华的人，如果还健在的话，毫无疑问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至今，我从不愿意听别人讲董先生在病榻上的事情，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的老师董希文先生永远是高高的身材，帅气十足!他那高大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4年6月26日于北京 往期回顾：(欢迎查看) 【展讯】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献研究展：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的记忆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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