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国立艺专：九年颠沛十省八千公里，播迁十次，然学院本色不改，名校坚守依旧

编者按：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些日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80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这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

也是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辗转流徙的始端。

西迁办学途中，国立艺专虽几易其址，

却学院本色不改，名校坚守依旧，

为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蓬勃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值七七事变八十周年，

中国美术学院老教授、校史专家郑朝

特撰文纪念烽火中的国立艺专，

回溯这段苦难重重，又是光辉熠熠的岁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悲壮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上海沦陷，杭州危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1月12日林风眠校长率师生辞别西湖，仓猝南迁至诸暨吴墅。未及10天，战火逼近，师生又继续西行至江西贵溪，先以龙虎山天师府为临时校址。因地方偏僻，盗匪猖獗，师生返回贵溪度过饥寒交迫的1938年元旦。

此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生辗转流徙，来到南方牯岭。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杭州、北平两所艺专在湖南沅陵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废校长制，设校务委员会，以林风眠为主任委员，赵畸(原北平艺专校长)、常书鸿为委员。杭州艺专教职员34人，学生100余人，北平艺专教职员13人，学生30余人，共约200余人。校址设沅陵沅江畔之老鸦溪，此处江水澄碧，林木蓊葱。

师生庆幸在战争烽火中，得一良好之教学环境，但由于两校合并，矛盾丛生，频频发生学潮。教育部又决定恢复校长制，聘请滕固为校长。随后林风眠和赵畸离校。此间，学校租用民房，并筑造木板房作教室，正式恢复上课。于是弦歌再起，教学秩序渐趋安定。

1938年秋，日寇西攻武汉，长沙大火，战争形势恶化，学校已不能偏安于湘西，又决定远迁昆明。时交通工具奇缺，校方发放旅费，由师生自行设法启程。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陆续抵达贵阳，又遇日机轰炸，满城硝烟，一片火海，部分教师行李书画化为灰烬。师生又往西撤退。抵昆明后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为校舍，因陋就简，招生上课。

1939年夏，因昆明校舍困难，又空袭频繁，再迁呈贡县安江村，该村地处滇池东南岸，四境荒凉，时闻狼嗥，然波光山影，风景殊佳。学校借村中5座祠堂庙宇为校舍，经匝月修缮布置，又得安然复课。此后一年多虽学潮仍起伏不断，但实属抗战以来较安定之时期，不仅各课能依序进行，人体课亦得以恢复。

1940年秋，南疆军情紧急，教育部又命令学校撤退至四川璧山县。滕固安排师生长途迁移至目的地后辞职，不久病故，由吕凤子接任。吕接任后，力谋整顿。学校借天上宫等房屋为校舍，不足，又在青木关附近松林岗修建五十余间草顶泥灰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于山顶大碉堡内。学校渐次安定。建筑系在入川前归并至国立中山大学。音乐系因募用教师困难，在此之前已借读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后正式归并该院。

1942年夏，吕凤子积劳成疾，上书辞职，教育部又聘陈之佛为校长。陈接任后，因松林岗偏僻，难于延聘良师，又迁校至重庆沙坪坝磐溪龙脊山麓果家园，延聘多位中央大学教授任教，教室宿舍大都借用民宅，又盖草房数栋作食堂之用。地处农村，尚称安全。陈校长虽事必躬履，心力交瘁，但时局艰难，经费短拙，仍困难重重，于是也坚决辞职。

1944年春，教育部聘潘天寿任校长，时潘天寿讲学于浙江国立英士大学，校长暂由西画系主任李骧代理。至暑假潘天寿抵渝就职，敦请林风眠还校，并多方延聘良师，完善教学管理，学校出现中兴气象。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全校欢腾若狂，待命复员。尔后，教育部部署复员事宜，校长潘天寿呈文提出，鉴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原为北平、杭州两校合并，故拟派员赴北平、杭州接收原两校校舍。最后教育部决定，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接收原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舍，以杭州为永久校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另行恢复设置」。

至此，杭州一校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而北平新创一校则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杭州国立艺专虽校名迭改，仍一脉相承，今名中国美术学院。

溯自1937年，两国立艺专辞别北平、杭州以来，颠沛流离于冀、鲁、豫、皖、浙、赣、湘、滇、黔、川十省，行程八千公里，播迁十次，五易校长，历时九载，共耗法币35亿之多，损失图书、教具大半。

其间，师生员工备尝艰险困苦之滋味。食物多为杂质纷呈之「八宝饭」，大多数人衣履寒怆，草鞋代步，画具画材匮缺，学西画的无法作油画。因缺医少药，患肺结核、恶性疟疾、猩红热和意外事故死亡者约二十人。其中有教授蔡威廉、诸闻韵、王道平等。学生中多为女同学，有的死的很冤枉。如图案系的高材生刘仁慧，正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学校流亡到昆明，匆匆搭成的女浴室，电线裸露，她去洗澡，不幸触电身亡。师生触景生情，送葬的队伍长长的，女生放声痛哭。

更有许多教授之杰作毁于炮火和劫掠之中。如林风眠的《人道》《人类的痛苦》等成名之作，离杭时都藏在罗苑。潘天寿的早期中国画，包括吴昌硕送他的著名的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悉数他藏在大学路的新室中，这两处后来都成为日军的马厩，马蹄践踏，牛溲马渤，一代名作，皆成尘埃。还有常书鸿、王临乙两位从巴黎回国的教授，他们的油画和雕塑在贵阳大轰炸，也成为灰烬。战火中的国立艺专，灾难之深重，损失之巨大，为全国高校所罕见。

但是，师生员工热爱祖国，热爱艺术，坚信抗战必胜。潘天寿作诗咏之，有句：

国立艺专虽然处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遭受巨大的破坏与苦难，但是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办学，也具有她的特色与成就。

首先，卢沟桥一声炮响，敌人把杭、平两国立艺专的师生从故都和西湖的「象牙之塔」中，赶进流亡大军，与千千万万的群众一样，备尝侵略战争之苦，目睹敌机轰炸，尸横遍地，扶老携幼，啼饥号寒之惨状。也看到祖国山河的壮丽辽阔，爱国军民的坚强勇敢。尤其一些师生组织了抗日宣传队，铁脚板队，跋山涉水，深入农村、山区，甚至误入匪区，被滕固校长誉为「腹地长征」，使师生贴近并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和风土人情。

在流亡途中，师生用各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战，艺专剧社演出《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流行戏剧，并创作并了轻歌剧《民族萌芽》（洪士銈作曲，张权主演）、改良平剧《李服膺服法记》，和大大小小数十种抗战戏剧，把戏剧活动带到祖国西南。

同时一路画壁画、漫画、刻木刻，刷标语，揭露敌人的残暴和讴歌抗战必胜。其中一队以方干民为导师，彦涵、朱德群等为队员，成绩最为出色。当贵阳遭遇敌机大轰炸后，现场立即出现国立艺专的活报剧、标语和宣传画。既教育了群众，亦教育了自己。

此外，还有以抗战为内容的美术展有六次之多。在残酷的现实战争中，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和艺术观的转变。滕固校长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歌》成了师生的共同心声：

还有一些师生，热血沸腾，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实际工作。有的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宣传抗日；有的奔赴各战区战场。还有一些师生冒着种种危险，辗转奔赴革命根据地延安等地，献身革命。这些人中有王曼硕老师和彦涵，罗工柳、力群、王朝闻、张晓非及校友胡一川、艾青、王式廓等。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师生接近民族民间艺术，产生了热爱的感情并向往之，在王子云、常书鸿老师的带头下，一批学生董希文、李浴、段文杰、李承仙等不畏艰难，奔赴大漠的深处敦煌，去保护研究世界的艺术宝库。

这一时期，雕塑系的教授，为宣传抗日的创作也十分丰富，如刘开渠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工农之家》、王临乙的《汪精卫、陈君璧跪像》、萧传玖的《前方抗战后方生产》等，当时的学生在教师的影响下，也创作了一些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雕塑作品。

图案系此一时期更名为实用美术系，也标志着他们的新起点，即更加务实，与人民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有两个特点：第一重视民族民间的艺术遗产，在继承中发展传统，反对全部洋化和复古。这一主张的力倡者是陈之佛、邓白教授。庞熏琹、雷圭元、沈福文这些留学归来的工艺家对印花蓝布、湘绣、蜡染、漆器、陶瓷等具有民间特色的艺术加以专门研究和改革。第二是重视设计，将艺术与技术熔于一炉，不以纯绘画以衡量尺度，而以设计水平高低为标准，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实际设计能力。

由于国立艺专成为全国唯一的国立艺术学校，加上全国许多私立美术学校在战火中暂时关闭，她具有吸引美术师资的强大力量；同时，因为校长更替频繁，各有各的原有师资班底，因此，师资的流动也十分频繁。显然，这对稳定教学秩序积累教学经验，发扬传统不利。但是，学校人才荟萃，兼容并蓄，师资构成从单元化趋向多元化，教学出现了各种艺术流派自由竞争，不同教学方法相互交流促进，则是可喜的现象，国立艺专此时期历任师资阵容如下：

校长（主任）：林风眠、滕固、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

教务长（主任）：李有行、林风眠（兼）、滕固（兼）、傅雷、夏昌世、方干民、潘天寿、李剑晨、蒋仁、丰子恺、谢海燕、吴茀之。

国画教授：潘天寿、诸闻韵、吴茀之、吕凤子、陈之佛、黄君璧、黎雄才、傅抱石、张书旂、潘韵等；

西画教授：林风眠、蔡威廉、李超士、方干民、常书鸿、王曼硕、秦宣夫、李瑞年、丁衍镛、吴作人、胡善余、吕霞光、许敦谷、倪贻德、关良、庄子曼等；

雕塑教授：刘开渠、王临乙、曾竹韶、萧传玖、程曼叔、周轻鼎等；

图案教授：雷圭元、李有行、庞熏琹、章东浩、沈福文、王道平、郑月波、邓白、柴扉等；

美术理论教授：林文铮、李朴园、徐梵澄、李长之、常任侠、丰子恺、谢海燕等。

这些教授，大都在高等艺术学校任教多年、经验丰富、造诣深厚，享有盛誉的艺术教育家。因此，学校必然出现各种艺术风格兼容并蓄流派纷呈的局面。杭州艺专时期，中西画系合并成绘画系，中画教师很少，后就潘天寿一人，潘师虽天赋高，画风强悍，为学生钦佩，但他的画风学生不易学习。

学校迁昆明后，中西画系分开，各自独立，中国画系增至三位教授，他们虽同属海孤白社成员，都擅花鸟，但风格不同，正如吴冠中后来回忆：他们的性格口味不同，潘天寿师爱吃汤年糕，吴茀之师爱吃炒年糕，张振铎师爱吃糖年糕，画风也拉开距离。吕凤子师专擅人物，大笔挥之，气势伟岸。陈之佛则擅工笔花鸟，秀丽沉稳，陪都高官大商，趋之若鹜。而黄君璧、黎雄才（岭南派代表人物）的山水画，重写生而自成风范。至于后来享大名的傅抱石、李可染则显示出他们底蕴的深厚而富有现代气息。

至于西画的教师，杭州艺专时期已风格多样，林风眠的中西融合、吴大羽被誉为色彩大师、方干民在探索现代派艺术中大胆创造、李超士则是娴熟的现实主义派，他们都是法国留学的。更多的西画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留学法、日、德、比的皆有。流派更是多样，各有特色。

就油画而言，有的含蓄蕴籍，有的强烈雄健，有的淡雅细腻，有的强烈厚重，有的趋于空灵，为了培养和发扬师生的艺术个性，于1945年创画室制。学校设立多个画室，由一位教授主持，三年制二年级学生，五年制四年级学生均可由自愿选一画室学习。曾开设专门画室的教授有：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倪贻德、关良、李超士、吕霞光等。此为中国美术院校画室制之创始。西画组师生的艺术思想始终比较活跃。在战争环境中缺少同国际艺术交流。抗战胜利后，以国立艺专教师为主的重庆《现代绘画联展》，轰动一时使艺坛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以上教师并不是同一时间汇集在国立艺专的，因为诸种原因流动性很大，在某些时间甚至出现名师匮缺的场面。有远见的校长就大胆启用历届毕业的优秀学生担任助教或讲师。如李可染、高冠华、李际科、赵无极、朱德群、闵希文、朱培钧、周绍淼等。这一批新教师，学生时代即为低年级同学所敬佩，他们生机勃勃走上教学岗位，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他们全部是杭州艺专时代入学的学生，他们浸润于杭州艺专的学风已久：对艺术的无比虔诚执着、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对艺术个性的尊重与培育、重视培养人品和艺品等等。虽然，国立艺专成立后，一些师生来自其它艺术学校，进行重新组合，但是这些年轻的教师成为传承和发扬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教育理念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