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日，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国新壁画运动开拓者之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侯一民先生逝世。
侯先生这篇充满深情的文章以董希文的入党介绍人和党小组长的身份真实记录了在那个激情年代，一个诚实的艺术家是如何为祖国的新生奉献才华，又是如何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因言获罪、蒙冤受屈经受折磨的。
如今董希文去世已有五十年，刊登侯一民的这篇文章，是对他们两位先生共同的缅怀和纪念，也是向那些心怀崇高的艺术理想、正直不阿、真诚善良的艺术家们致敬！
文/侯一民
每一幅画的完成就为中国画坛带来一次震撼，每一步的探索就为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风，才华横溢、蓄势如雷的董希文58岁就走了。我每忆起他时心中总难免一阵颤动，我每忆起他总爱说的一段剃头人的打油诗：“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他那飞扬的面容总会浮现在我眼前，可是又有一个可怕的影子，一个躺在告别室中变了形、化了装的遗体立刻浮现，我的心紧缩而疼痛，那也是他。我没有直接受教于董先生，可是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土改，解放前一起完成过秘密传单的制作，我还是他入党的介绍人，和他一起为学校购买过许多文物字画。他是唯一的一位为我爱玩古董说好话的人：“哦!可以看出你的艺术眼光。”他也是和我一起关进“牛棚”同在一个组的难友。他说他长着一双乌龟眼，这是长寿的标识。——他认真地这么说。他说他脑子里没有平衡器，因此不能骑车。——他也是认真地这么说。他和张林英有三个孩子，长子沙贝，次子沙雷，女儿一沙。两个儿子生在敦煌，女儿生在离开敦煌之后，他对大漠黄沙的爱恋用孩子的名字铭记了下来。他要求我介绍他入党是在1949年冬天土改时，我二人一起步行从西郊的蓝靛厂到海淀区委开会的途中。在蓝靛厂土改工作组中，他负责西头的一个自然村“火器营”，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村民的情况、土地的数字，全是用非常工整的楷书写的。当时美院还没有成立，只有艾青和洪波作为军代表进驻了艺专，我和洪波就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可是他入党并不顺利，与他同时申请的艾中信很快通过了，可是董希文却卡了壳。他说：“我是美术工作者，我要用我的艺术为党工作。”这哪行。“你要入党就要准备无条件地放弃自己的一切。”他想不通。在当时，的确艺专的地下党员、盟员不少人一解放就调到公安局去参加接管了。为这一个表态，他苦苦地想了很久，最后他找我，说他想通了，“既要入党就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的需要，包括放弃自己的专业”。我知道他是真想了，也真是这样子下了决心。
后排左1董希文，一排左2侯一民，二排左2陈淑光
从1949年到1957年，这8年间是他心情最畅快的8年，也是在艺术上最辉煌的8年，他从一个在敦煌寂寞苦修、谨慎寡言的人变成了一个热烈拥抱生活、激情澎湃的人。1949年画《北平入城式》，1950年画《解放区的生产自救》，1951年画《抗美援朝》，1952年画《开国大典》，1953年画《祁连山的早晨》、《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稿》，1954年画《春到西藏》，1955年走长征路作画250余幅，1956年画《红军过草地》。同时他担任美院预科主任，到处发表自己的见解，出国访问。他三次见到毛主席，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党的大画家，也没有派他到公安局去工作。但他的热忱与忠诚在1957年却招来了大祸，在著名的“五月会议”上，他竟慷慨陈词，对着邀他到文化部提意见的部长说：“文化部是百花园中的园丁，既为园丁就要有植物学的知识。”他是指当时文化部部长指责美院国画系要学素描是“消灭国画”。他还说“我是抱着文死谏，武死战”来向部长提意见的。到8月，江丰作为“纵火头目”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董希文也被列入了右派名单，据说是周扬（或更上边的周总理）觉得右派划得太多了，把上报名单中的四个人——吴作人、刘开渠、古元、董希文给划掉了，其余几十个人当了右派。可是古元和董希文是党员，不开除也要给“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这两年中每次开党的会，特别是要举手表决什么的会，他总是徘徊在会场门外转来转去，不进去自己还是党员，进去又无权举手，他无法忍受这痛苦。两年的处分过去了，支部要讨论撤消处分的问题，可是他却说：“我讲的没有错。”当时支部还真想帮他，只要表个态就过去了，可是他不能违心，没错就是没错。直闹到市委，最后又拖了很长，党委让了步才恢复了正式党员资格。他就是这么个人，诚实对他比什么都重要，在党面前他不肯保留一点东西。1960年，他刚刚撤消了处分，当时“大跃进”还正在火头上，他在党的小组会上竟说：“大跃进太热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还说了些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可是在当时却是极端犯忌的话。“文革”开始以后，他的这次“交心”成了他的罪状。
前左一谷嶙，后排右一毕克官、右四董希文、右五韦启美、右七李树声
1961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教师合影
后排左起：李天祥、梁玉龙、艾中信、詹建俊、李铁根、葛维墨、靳之林、侯一民、韦启美、许幸之、董希文、林岗、潘世勋；前排左起：单淑英、戴泽、尹戎生、闻立鹏
我第一次看他画大画是在西总布胡同一间暂时借来的民房中，他正在画《开国大典》。这幅画在艺术上的事不用我多说，只是他的做法别人无法想象，那么大一幅画是卷着画的，因为房子不够长，一头卷起来，另一头钉在墙上。别人画油画，画板总是脏兮兮的，而董希文却像个干净利落的手艺匠，在大画前面的地上规规矩矩地摆了一排排小盘子，盘子里调好了各种鲜明的颜色。他的笔干干净净放在一排，要画黄，全上黄，要画蓝全上蓝，把油画色当国画色用，笔笔带锋，画起来还像画敦煌的飞天飘带，勾勒、平刷，潇潇洒洒，奔放生动。
1951年，董希文创作油画《抗美援朝》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他这种奔放的用笔和大块文章，而《春到西藏》桃花的斑斓的粉点，完全融入了中国画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如一首敞亮的赞歌，在那么多的西藏写生中，总是以石破天惊之势叫人感动。
在他春风得意的几年中，他背着画箱，骑着黑马，穿越长征路，以惊人的速度敏锐地捕捉雪山草地给他的一切。他如鱼得水，在天宽地阔的藏区面对解放了的农奴，他激情满怀。现在有人为董希文惋惜，认为如果董希文从《哈萨克牧羊女》的路子走下去，不去画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革命历史画，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可惜走了一条为政治服务的路，葬送了一个天才。现在他不在了，我不知董先生对此做何想法。但是我却觉得，正是他这一段的政治激情，激活了他艺术的激情，正是广袤的人民生活的天地打开了他艺术上更开阔的天地。强烈的爱憎，诱发了强烈的表现欲望，强烈的欲望又激发他追求最能表达这激情的语言。“问天下头颅有几”，“看老夫手段如何”，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七八年的变化，也就没有董希文。至于在《开国大典》上改来改去的悲哀，那也掩盖不了正是“开国大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焕发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突破。
1955年，董希文重走长征路并沿途写生
1961年，董希文和藏民在一起
1960年10月 董希文先生带学生去敦煌考察时留影
右起：2刘秉江 3董希文 5高泉 6邵伟尧 7李秀实 8王霞 11颜铁铮 12费正 13艾民有
到1961年似乎摆脱了1957年的阴影，董希文又恢复了他的元气，他第三次进藏又带回了一批写生精品，而且大刀阔斧，更加成熟，完成了《百万雄师过大江》、《千年土地翻了身》，起草了人民大会堂的《喜马拉雅山颂》。在1961年学术空气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他主持了第三画室，得以一展他的抱负，为学生讲课，带学生到敦煌。短短几年，袁运生、刘秉江、姚钟华、高泉等在他的教导下雏鹰般露出了头角。可是也就在这时，已经菌集着的暗流又向他袭来，“第三画室是白专画室”，“共产党员不要进第三画室”。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回忆》被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画面上有个卖小葱的，小葱下面垫了一张报纸) 董希文却给了5分。画室中学生组织过“小沙龙”，这也成了“自由化”的例证。董希文对此毫无防备，有口难辩。我是油画系副主任，对这种指责很是不平，于是“文革”一开始就落了个包庇之罪。这些还不过是一个序幕，“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吴作人等一起上了挨斗台，他的罪名从“白专”很快上升为“特务”、“反革命”。在一次强劳动之后，董希文病了，胃穿孔，大出血，情况危急。美院就在协和医院旁边，可是对“牛鬼蛇神”医院是不能随便收治的。当时的“大联合”的“革委会”主任是陈播和张启仁，为他开了证明才进了急救室，8个小时以后才苏醒过来。到1970年，他终于病重不支，从农场回到北京确诊为癌症，在病中还奉命到革博去改掉了《开国大典》上的刘少奇。我当时还在1584部队劳动，后来我见到他时已经全面扩散，躺在大雅宝胡同宿舍西屋的床上，他看着我说：“你的身体多好啊！中国医学会进步，会有办法的，我好了以后还要完成西藏厅的壁画。”他还说，他刚刚交了党费——“文革”一开始就停止了他的党籍，这时刚刚恢复，所以是他“文革”以来第一次交党费(也是他最后的党费)。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这是特意告诉我的。董希文平生精于鉴定，且富于收藏，他曾收藏大量的秦汉印，古人字画，他还特别喜欢北方磁州窑的红绿彩和有奔放笔触的刻划花。由于癌症扩散，他全身疼痛，夜间不能入睡，他把刚刚退还给他但已打碎了的磁州窑瓷片一点点地粘结起来，恢复原状，熬过难忍的长夜。他刻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百折不挠”和“抗癌”三方印章，还是那么工整的细朱文和白文，他是以什么样的意志深夜操刀？我再见到他时，他已躺在了八宝山的告别室里。江丰抑制不住放声痛哭，这个告别简单而凄凉，自以为有乌龟眼能活100岁的一代大才，58岁就结束了短短的生命。从此以后的告别我再也不看逝者的遗容，我憎恨这个仪式，我愿留住他们生龙活虎的印记。前年我和邓澍为他画了一幅手牵黑马逆风走在草地中的油画像。他曾对我说，他走出草地以后排出了一盆虫子……我们是把他作为英雄来画的。（原载侯一民《泡沫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