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美第三工作室同门心得讲座 | 刘秉江回忆恩师董希文先生

发表时间：2020-06-25 19:40作者：刘秉江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pMUjLDYQS_FC9G4Mk9V_QQ

今天端午节是董希文先生的106岁生日，我们刊登去年底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举办的“同门心得”讲座，邀请工作室创建初期的老学生、阔别母校几十年的著名画家刘秉江先生与在校的师生们分享亲身感受，回忆恩师董希文。

我们将这次几代师生共聚的课堂活动作为对第三工作室创建人董希文先生的纪念。

主持人：喻红

主讲人：刘秉江

时间：2019年11月22日

地点：中央美院5号楼A-103

刘秉江先生在讲座的现场视频

第三工作室主任喻红老师讲话

喻红：同学们，今天咱们三画室同门心得系列讲座又迎来新的一期，今天有幸请到了刘秉江老师来给咱们做讲座。刘先生是三画室初创时期的第一届学生，是董希文先生亲自教授的学生，也是董先生的得意门生，他不仅是非常著名的油画家，也是壁画家，在艺术创作之外还做了很多壁画研究，80年代他和周菱老师创作的北京饭店壁画引起了广泛的赞誉，我上学的时候还临摹过很多刘秉江先生的作品。下面让大家用掌声欢迎刘秉江先生给咱们做讲座。

刘秉江：各位老师好！同学们好！听说咱们这儿都是三画室的学生，我也是三画室毕业的，咱们都是校友！

我是三画室的第一届学生，我是1956年考上中央美院的，1956年到1961年，1961年毕业。现在想起来都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一接到喻红老师的讲座邀请，就一直在回忆，很费力地回想60多年前的事情。我今年已经83岁了，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感觉几乎要回忆一生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恍如隔世，很恍惚，很碎片化，从这些很碎片化的记忆当中，慢慢地理出一个头绪来，尽量回忆对我的一生有影响的事情。

我上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是五年制，当时已经改成五年制了，更早是三年制的，招初中毕业生。我们五年制的学生都是高中毕业来考的，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最高班的同学里，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有朱乃正、卢沉、蒋采萍。他们下面一班学生的名字，我说出来你们大概都不会知道了。再往下一班就是袁运生、潘世勋，这恐怕你们都知道，最下面一班就是我们班。我下面的同学就不太熟悉了，那时候的同学都是“眼睛往上看”，看高年级的大哥哥们。整个捋下来我觉得中央美院虽然是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但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一个班十多个学生，真正到若干年后能够有成就的，大家都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一心要学画，我对美院朝思暮想、梦寐以求，但最后真正决定要当画家，从事这个职业是因为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1953年徐悲鸿去世，在中山公园为他做了一个遗作展。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有见过真正的油画，是那次在徐悲鸿遗作展上，看到很多他留法时期的油画，很多油画人体，当时我感觉非常好，很有感染力，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学画。

1956年高中毕业，实际上我考美院顶着很大的压力。临毕业的时候，学校要送我去飞行员学校，我差点去开飞机了，大家能想像到吗？但我不太想去，我说这不是我的志愿。接着第二次，要送我去军委在大连旅顺办的俄语专科学校，那时候中苏友好，部队有很多苏联专家，很需要俄语人才，我也没去，这个我更不感兴趣了。第三次又通知我，让我上北大的东方语言系，当时除了欧美语言之外，都算是东方语言系，我也没去。我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那时候团都没入成，支部都讨论通过了，就差总支批了，结果没有批，觉得这个学生不服从组织分配。那时候我也豁出去了，如果美院没考上的话，我就全部落空了，我那三个保送至少还能保证有一个学校上，但是我很幸运最终考上美院了。

我初到美院的时候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整个环境充满着艺术气息，美院那时候不在这儿，在王府井后面，协和医院斜对面，虽然校园没有现在的大，但是整个气氛学习环境非常好，U字楼走廊里全部挂的是学生作业，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就在我们隔壁，我们一转身就能到马训班来，詹先生、靳尚谊先生都在那里画画。我亲眼看过马克西莫夫画画，是阳光作业，画北京胡同里的人物，摆摊卖金鱼的一个情境，我们都去操场看他画画。

董希文(左10)与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一起

欢迎我们新生入学的时候，是非常放松的开学典礼，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没有主席台，很多的桌子上面摆着吃的，就在我的桌子前面，我们的江丰院长讲话，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给大家讲。他讲话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自由化，这是在1956年，讲自由化、讲职业化，是很超前的。说将来毕业以后不分配工作，不要拿固定工资，职业化挣的比拿固定工资还多，能请老妈子在家里做饭。当时我们就很疑惑，不分配工作，自己画画能赚钱吃饭吗？觉得还是分配工作好，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讲话的内容。他提到两个职业画家，没有工作，自己画连环画，赚钱很多，一个叫汪志杰、一个叫朱维民，这两个人现在都去世了。那个年代连环画是很受欢迎的，没有拍卖会，没有谁去买你的画，画画能够赚钱的就是连环画，画连环画的人特别有钱。十多年前我还去过汪志杰上海的家，那时候他已经80岁了。这两个职业画家，很快在1957年反右都划成右派了，连江丰都划成了美术界右派反党集团的总头目。

还有一次我看到李苦禅在大礼堂的一个晚会上，丈二的宣纸铺在地上，脱了鞋在那画画，学生围着老师准备的纸、墨，没有那么大的笔，他就是拿起另外一张宣纸揉起来蘸着墨，画大写意，看着非常过瘾。

我记得还有一次，听墨西哥大画家西盖罗斯的讲座，这个人可了不起，西盖罗斯是国际性的巨匠、大师，我当时还给他画了速写，吴作人先生很喜欢，后来留在系里当成绩了。

美院的气氛在1956年的时候非常好。我们一年级时是韦启美先生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低年纪的油画和素描都是他教，我觉得在美院打的基本功完全得益于韦启美先生，在培养基本功上他是有一套办法的。除了课内的课程，课外两个星期交一次速写、一次构图，这都是非常有用的，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班上学习气氛非常好。上午是画课堂作业，下午大家都提着画箱出去画风景了。

有一次韦先生说，今天先不画模特了，拿了一摞画册给我们看，全部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画册。当时，1956年前苏联曾经掀起过一次对印象派的讨论，印象派一直被咱们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是资产阶级艺术，印象派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前苏联的讨论，也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的讨论，江丰和王琦先生都在《美术》杂志和《美术研究》上写文章发表，探讨印象派作品存不存在现实主义因素。实际上，我们对印象派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这种讨论实际上起到了介绍的作用。至于它的结论是怎样的，是不是有现实主义因素，都无关紧要，至少让我们打开了眼界。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作品全部是苏联、俄罗斯的，所以印象派一出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相当于打开了一扇窗，透进了一丝新鲜空气，这对我来说有很大影响，从此对于法国印象派就开始感兴趣了。

到了三年级之后，在升四年级的时候就要进工作室了，刚好工作室在这时候成立了，工作室的命名不像现在一工作室、二工作室等等，那时候是以教授的名字来命名的，油画系是用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的名字来命名的，国、油、版、雕都是这样的。像国画系有李可染工作室、蒋兆和工作室、叶浅予工作室等等。各系科都是这样，进工作室是双向选择，老师选学生，学生也选老师，要考察学生在三年级的基本功和整体水平怎么样，最后才能进工作室。我们班就有两个同学没有进工作室，留级了。

1954年，董希文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给学生讲课

董希文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成就、非常著名的大画家。他的《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这时候都早就完成了，我们进董希文工作室的时候，他正是画《百万雄师渡长江》这张历史画。董先生的工作室是唯一一个没有外国留学背景的工作室，他明确提出了油画要走民族化道路，要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有别于西洋的真正自己的油画，而且他早就在用自己的创作来实践他的理念。他主张在教学中百花齐放，可以吸收任何一种外来的艺术。其他工作室基本上就是学习欧洲某个国家的风格，像罗工柳先生是留苏的，吴作人先生是比利时留学回来的。

董先生曾经随着云南、贵州的马帮流浪过很长一段时间，在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当中生活过，他积累了好多的生活速写，最后他到了越南，在越南曾经跟一个法国艺术家学习。本来他有出国到法国的机会，但是因为抗战，没有去成，后来他去了敦煌，在敦煌研究、临摹了三年壁画。在临摹壁画期间他学习了民族传统，这个对他的艺术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后来画西南少数民族题材，用敦煌的手法来画，他很早就开始这种实践了，他对油画民族化的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是逐渐形成的，最成功的作品就是《哈萨克牧羊女》，里面运用了很多敦煌的手法，也包括欧洲现代艺术的表现方法。

董希文《哈萨克牧羊女》 160x127cm 布面油画 1948年

董先生喜欢最老的和最新的油画，最老的是指文艺复兴早期，最新的画，当时那个年代最新的画跟现在不是一个概念，当时是指印象派以后，比如说后印象派，巴黎画派等等。巴黎画派有一大群画家，他都非常推崇。他经常讲到卢奥、卢梭这些画家。他说卢奥很多的表现方法，跟敦煌北魏时期的手法很相象，所以在他的《哈萨克牧羊女》上，不管是画山、画羊、画人物，都有敦煌壁画的影响。

1960年老师带着我们去敦煌，去了差不多40天左右，在那里临画。那时候的敦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每个洞都安了铁门，保护起来不能随便进。当时每个洞都可以随便进，因为少一道门，临画时光线比现在充足得多，每人可以选一部分临摹。董先生给我们讲了好几天课，主要是讲敦煌，讲佛教故事，讲敦煌前前后后的发展。

1960年10月，董希文带领学生到敦煌考察时留影(前排左起：进修生、陈庆奎、王霞、高泉、邵伟尧、许幸之；后排左起：艾民有、颜铁铮、姜宝星、黄金声、费正)

1960年10月，董希文带领学生在敦煌考察时留影

我记得当年的中秋节是在敦煌过的，在一个大房间里开了一个联欢会，董先生还出了一个节目。在敦煌那段时间，我们还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的敦煌复原壁画，现在我们看到的壁画是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风化，颜色起了变化，变灰了，实际上当时敦煌壁画是非常鲜艳的，大红大绿的。我们看到研究所他们复原的壁画，就有一个疑惑，觉得颜色对比太强烈了，后来董先生说，当年这么强烈的色彩的壁画效果是真实的，你可以想像当时的人在这里朝拜，整个洞子里都是烛光，那种非常强烈鲜艳的色彩的效果非常辉煌的，这就需要我们动用想像了。

董希文临《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莫高窟第428窟北周)(复原临摹)
纸本彩墨 61x416cmx3 1943年敦煌研究院藏

在讲课的时候，他经常讲法国印象派和印象派以后的绘画，比如梵高，他有一句语言我觉得非常绝，他说“梵高的色彩可以枪毙人”，他用“枪毙”来形容，意思是梵高的色彩对人的视觉有非常强烈的冲击力。

欧洲的油画非常注重光的效果，光从哪边来，光的影响、周围环境对主体形象的影响，很注意光的变化和色彩的变化。而他在《开国大典》上却画的比较平涂，他注重的是不会变化的形，而对于可变化的光不太强调。他主张的民族风格很具体的体现在他的油画作品上。

江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董先生的画，董希文先生除了这几张大的历史题材作品以外，还在长征的路上写生过很多次，江丰院长用“稳、准、狠”来形容这些写生作品用笔、用色彩的果断和肯定，一笔下去形非常准，这是他有扎实的基本功，狠就是很有表现力、有感情，江丰那篇文章写的很对。他不像那种全因素的油画，把形、光、色、线绘画的各种因素都画出来，一般欧洲的写实油画都是这样的，他强调加强某种因素或者是减弱某种因素，这就可以形成一种风格和特点。甚至他说，画面的缺点引导好了也可以变成一种特点。他的几幅大创作，当然非常好，都是经典作品，但是他几次长征路上的写生更精彩。那些大创作都是领下来的任务，是领导的命题，让你来创作，但我觉得那些不受任何任命，发自内心画出来的东西，更能显示一个艺术家真正的人格和品性。我记得上次在美术学院美术馆《董希文诞辰一百周年》展出过不少长征路上的写生，他运用了很多中国画的手法，用笔灵活、洒脱、挥、扫、点、染、很有书写性。那批写生是“写”出来的，我很喜欢。

董希文《大渡河泸定铁索桥》 40x53cm 木板油画 1955年

董希文《黑水边宿营》纸本水粉 29x38cm 1955年

董希文《边城亚东》布面油画 81x60cm 1961年

董希文《翻身农奴》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董希文《山歌》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董希文《日喀则人民市场》木板油画 40x53cm 1961年

1961年，董希文在西藏和藏民在一起

但那个年代董先生的处境并不是很好，在反右的时候，江丰变成的美术界反党集团头子，实际这个集团里也包括董先生，但是因为董先生画过《开国大典》，毛主席接见过，也就放他一马，没戴右派帽子，但党内是给处分了。所以那个年代他小心翼翼，上课他很认真很谨慎，有一次我们画人体，袁运生用塞尚的办法画，像刀切一样很明确的块面。董先生看了以后，我能感受到他很高兴，学生能够有意识地在油画语言上去摸索和锤炼，他很高兴，他跟袁运生说了很多话。这时候门外有一个学生，但是是领导，说董先生你出来一下，董先生就出去关上门，我们在屋里都能听到走廊里这个学生在呵斥董先生，当时他的处境是很尴尬艰难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约几个同学到他家去，他住在大雅宝胡同，他住在前面院子一进门的房间里，在后面的院子他有一间单独的房子，是他画室，他在那里画画。房间里挂着《哈萨克牧羊女》，还挂着一张埃尔·格列柯的西班牙托萊多风景画。那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现在的年轻同学不知道怎么困难，首先是饿肚子，非常饿，随时都很饿，董先生知道我们同学去，特意在他的小茶几上摆上一个果盘，里面有点心，有糖。大家先是试探着很想吃，董先生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吃，所以我们每次去的时候也解解馋。

他在这间画室里曾经给我们上过一课，比在教室里上的更精彩。他把他自己年轻时候画的画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杭州遇到过颜文樑、林风眠，所以他有很好的绘画基础，他能画非常严谨的肖像，也能用颜色很霹雳啪啦的画。我记得他有一张静物，画的是厨房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笔触霹雳啪啦、很淋漓痛快的。在风格上、语言上他有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的。他也给我们讲油画的表现方法，油画的色彩问题，他对绘画的形式法则研究得很透。他把历年存下来的画都给我们看了，讲他自己个人的思路，讲得很系统。在他画室里的那次课，因为他在自己家里，更放的开一些，所以那次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1961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师生合影

(站者左起：许幸之、詹建俊、刘秉江、董希文、王路、王霞、高泉，蹲者左起：李秀实、邵伟尧)

到我们搞毕业创作的时候，他正准备第三次去长征路上写生，他跟吴冠中、邵晶坤三人同去。因为我们马上要毕业了，他写生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都不在学校了，我们三画室的同学要求最后跟老师再聚一次，当时董希文工作室有三位先生，有许幸之先生，他画风景画得很好，还有靳之林先生，他在半年前去世了，我们和工作室的三位先生一块儿到中山公园聚了一下，照了几张照片。后来靳之林先生不在了，詹建俊先生给我们辅导的毕业创作，我们就这样毕业了。

我毕业分配到民族学院，当时民院的美术专业刚刚成立，正需要老师，我1961年到民族学院教书。1962年的时候，整个的政治空气、文艺空气都放松了，因为正是饿肚子最紧张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饭还怎么搞运动啊？董先生当时想把三工作室老师调整一下，他要调我回美院，回三工作室，美院人事处都已经给民族学院去调函了，但美院当时调我的策略不适合，反而弄砸了，董先生想拿两个副教授到民族学院来换我，民族学院一听反而不放了，出价太高反而不给了，这个事我是到1966年文革的时候才知道，之前我并不知道，董先生也没告诉我。到1966年文革，我们的系主任被打倒了，被揪出来了，变成“牛鬼蛇神”去牛棚劳动了，有一次劳动之余碰上我，跟我道歉式的说，刘秉江啊，有件事我做得对不起你，1962年你们美院来调你我死按着不放。

实际上到了1966年文革快要爆发的时候，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美院，也没有见过董先生，有一次在去民族学院的公交车上我碰到了董先生，我跟他讲话，他的样子躲躲闪闪很尴尬，我说董先生您去哪里，怎么在这儿碰上了，他说到社会主义学院去，我看他手里拎着网兜、洗脸盆之类的一些生活用品，不太愿意跟我更多搭话。社会主义学院就在我们民族学院旁边，不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时候去社会主义学院的都是各个单位、各个院校的专家，都是马上要被揪出来揪斗的“牛鬼蛇神”。这时我才明白，他见到我有点躲躲闪闪，是因为他内心很沉重、很紧张，不愿意碰到人。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始，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学生都自顾不暇，也没有办法去保护老师。有一次我回美院在U字楼的教务处门口看到走廊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很多关于董先生“罪行”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说先生培养了很多“坏学生”，在“坏学生”一系列的名单中，我的名字居然跃然纸上，我感到非常震惊。自此，我视美院为是非之地，再也不会来美院了。

后来美院大部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河北省磁县去劳动了，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因为生病，他的胃做手术，被切除多少，病得很重所以就从磁县回来了。我就去看他，他还住在大雅宝胡同，我记得在他的房间里，画架子上还摆着他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的一张壁画的色彩稿，色彩稿上有草原、山、一个西藏的牧童吹笛子，还有羊群，这张画很抒情，跟他以往画的红军过草地那种很悲壮的，过长江、开国大典那种大幅的革命历史题材完全不一样，这张画是非常抒情非常优雅。我跟先生聊天，当时他说了很多话，但他不会诉苦，先生讲话十分有节制。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也是他憋在心里多少年很真实的一句话，他看着这张吹笛子的西藏厅壁画草图说，我还可以画二十年画，我最终还是要画这样情调的画。我体会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革命历史题材上了，当然很成功、很经典，但他内心是一个很抒情感情很丰富的人，从他最早利用敦煌壁画的手法画苗女、画西南少数民族，到画《哈萨克牧羊女》都是非常抒情的，我意识到他内心的想法和创作思路其实是非常抒情浪漫的。

董希文《喜马拉雅山颂》布面油画 40x53cm 1963年

后来我就去湖北干校劳动了，在劳动过程中听别的同学来信说董先生病得很重，有一次我因公回北京我就去看他，当时我和姚钟华，他也是我们三工作室的同学，我俩一块儿去肿瘤医院看董先生，先生躺在病床上，头冲着墙，知道我们过来以后，护士帮助他转过身来，我一看他的样子当时就非常难过，他剃着光头，很瘦，所以能凹下去的地方，全部都瘪下去了。因为化疗的关系，好像一个耳朵听不见，一个耳朵还可以，凑合听，说话吐字非常慢，一个字一个字吐。此情令我非常难过，他跟我说了简单的几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准备调工作到云南去，他说“不-管-你-到-哪-里-一-定-以-事-业-为-重。”他艰难地吐着每一个字，又说“云-南-我早年-去-过，那-里-的-色彩-很-强烈，那里-的大气-非常-适合-画画，-你-到-那-后-要以-事业-为重。”之后，他实在没有力气再说什么话了。护士说该打针了，我们只好离去。后来我又去过几次，都没有见到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昏迷了，不能讲话了。那是我见到董先生的最后一面。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挺难过的。

董先生这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也是很悲凉的一生，这是咱们三工作室的“祖师爷”，大家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我今天讲的这些董先生的事，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深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