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 | 袁运生追忆其恩师董希文

发表时间:2021-04-27 03:45作者:袁运生
文章附图

信件原载台湾《艺术家》19862月号

英德先生:

你的来函及大作《试评董希文油画》影印文本均收到。谢谢你。

我一直在注视着你的美术评论。你关于大陆美术运动的文章涉及面是如此之广,资料也十分详尽,令我惊奇。
 袁运生本信手稿局部

克平从巴黎来,告诉你正着手写一篇关于董希文先生的评论文章,我作为他的学生,自然感到关注,能够把我知道关于董先生的一些情况告诉你,当能有助于你增添一些感性资料,我是高兴的。孰知你的大作已经写成,并将原文影印一份寄我,征求进一步的意见,并且几天之后便在纽约读到它,你办事的迅捷、严谨,真感动我了。


我生平有幸结识的老师之中,董希文先生是在我的学生时代影响最深,也相知最深的一位。由于我们各自的处境,有时他不得不顾及环境而宁肯疏远一点,有时他又会忘记,因而吃了亏。即使后来我们绝少见面的机会,他一直惦记着我,我是知道的。


他,自律极强,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人。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典型的知识分子,各种矛盾都淤集在胸间,也不叫一声苦。坚信艺术的理想比这一切都更重要,一生坚持油画民族化这一目标,并告诫他的学生,“一笔负千年重任。”他用所有的精力,抓住每一个有限的机会,努力实践,耗尽心智。如果命运环境对他不是如此严酷,以他的才情、勤奋,该做出多少有更大意义的事啊!


他说过,1939年去越南,本来是要转道前往法国的,可惜因为太平洋战争没能够成行,许多事只是因为一种偶然乃改变了一生的经历。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幸是一直被隔绝在封闭式的社会里(只是在1957年去过苏联一趟,为时也短。)使他没有机会就世界现代艺术的背景去探讨中国现代油画的问题,而不能把握当今世界文化的潮流,很难确定一个油画民族化的方向。因为隔绝是人为的,而且从个性、内心的愿望讲,董先生是非常希望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现代艺术的一切方面,是不得不在阻隔之中求生存和发展,这实在是当代中国艺术家极大的悲剧。


身在大陆的现代中国艺术家常常热衷于油画民族化或装饰性艺术,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企图找到一个现代艺术的藏身之所。60年代以后许多人去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和民间艺术,发现和希望那里有一座桥梁,可以名正言顺地通向现代艺术之路,而不用在理论上遭莫名之灾。即使如此,敦煌艺术也大多数在口头为人们所称道,像董希文先生以实践去追索这条崎岖而又充满吸引力道路的人并不多,人们多数习惯性地害怕思考或承担什么隐忧。


《开国大典》是受到表扬的一个例子,《红军过草地》是他在1956年完成的另一幅巨作,却被打进冷宫,直到1977年他的遗作展,还有人力阻这张画与观众重新见面。这张画已严重受损,只是因为一位他的学生的发现,较早地给予了保护,才侥幸地被人们遗忘。在《红军过草地》之中,作者以四十年代初曾经尝试过的国画写意人物的笔法,做了一番大块文章,这种大笔触后来被运用在六十年代初的西藏第二次写生作品里。此画的另一个突破,是色彩的抽象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全画以普兰和橙黄为基调间以土黄和黑色,色彩表情极为严峻,被批评者认为是充满了对于革命的悲观主义情绪。事实上这幅画是颇富于人情味的,篝火、笛声、重云,深沉的思绪,的确是有一种悲壮的情调。作为历史画,能够做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是极其难能可贵。这幅作品是董先生在油画民族化方面更重要的一次努力,由于在政治方面他受到党内严重处分—留党察看两年,更失去了在大作品上放手发挥的可能。1962年初他从西藏回来,本来是另一个机会,他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准备他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两幅大壁画计划,他打算大显身手,可惜不久便开始的更为严峻的政治形势,完全打乱了原来的计划。

董希文 《红军过草地》 布面油画 260×400cm 1956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写到这里,不禁忆起许多往事。往事如烟!


1962年的春天,这是大陆“三年困难时期”最凄苦的日子快要走到尽头的那个春天,人心也渐渐地复苏,我们那个右派集中劳改的小农场,在几个月中也纷纷作鸟兽散,右派帽子大都摘掉了。我和其他几位年纪最小的又回到美术学院继续最后一年的学业,我又回到“董希文工作室”。这里的气氛比我离开的时候大为不同,我是在经过一次全系大会批判抗拒改造后,加重处分去受劳教的,很少能从同学的眼睛里见到温暖的一窥。这时又活跃起来了,我常常成为被请教的对象,学生纷纷提出如何摆脱苦恼,这是这个工作室自1958年成立后最兴旺的日子。我画了一张名为《水乡的记忆》的大幅油画毕业创作,成为系里争论的焦点,不久又在社会上成为论战的焦点。最初是在展览会的留言簿上论战,随后便被抬到报刊上批判,这实际上便象征了1962年开始的短暂的美好日子的结束。这是1963年中的事,已是后话。


1962年却不是如此。夏天董先生在系里极力推荐要给这幅作品评以最高分,另一派则认为只能给不及格。我的作品一反所谓教学正规化以来一切靠模特儿办法创作形象,完全是记忆中的夸张,变形的形象,也没有一点点“新气象”。董先生敢为这样一张画与当时系内留苏派统治集团抗争,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袁运生《水乡的记忆》(2020年修复后)
布面油彩 243×245cm 1962年

2021年艺术家捐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袁运生《水乡的记忆》手稿

编者注:
在4月23日于中央美术学院开幕的【一段记忆的修复——袁运生《水乡的记忆》作品史研究】开幕现场,董希文先生的女儿董一沙将最近刚发现的一份不知名的文革期间中央美院的揭发材料,当做“礼物“”送给了袁运生先生,这份特殊的文献清楚的记录了当年董先生为《水乡的记忆》这幅画从判分、被改分、到争分几经周折的过程,近60年后以特殊的方式印证了这段美术史的发生。

揭发材料原文:
董希文不仅是《水乡回忆》大毒草的创作指导者,而且也是大毒草的辩护士,在油画系毕业班创作评分会上,董希文就极力为它争分,董希文在会上说:“袁运生这张画吸取了不少敦煌壁画传统,体现了第三画室的特点,如果再好一些我还要给他打5+。”当讨论后给这张毒草打了4+,他大为不满,事后背着其他教员,摆出他那资产阶级的“专家”派头,仗着“大教授”教研组长的职权,强迫教务处同志把袁运生的大毒草《水乡回忆》由4+改为5-。请看董希文竟目无组织,为大毒草……



不禁令我想到1958年上写生课上的一幕:当时董先生正在给我看画,我以点彩的办法去画一盆花,他建议我去看看修拉和西涅克的作品,正说得高兴,我看到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以为自己为必须教训所有人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学生,气冲冲地走到董先生面前,“董先生,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董先生被叫到教室门口,“董先生,你这是怎么回事?!袁运生至今拒不改造,你还指点他去看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那气氛好像教训一位不可言喻的惯犯。董先生只是一言不发,后来他解释这种哲学说:不说话,不写大字报,不做一切反应可能是最相宜的,一发则不可收拾。我想在这种最没有尊严的环境里,唯一保留自尊的办法,也许只有沉默。1962年,说话简直不必防范,上过附中的同学在会上指着团支部书记的鼻子,责问1957年当时你为什么要布置我们写那些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并非我们自己想写的。


这时我们工作室的五名毕业生常聚会在董先生家里,谈艺术,系统欣赏董先生几十年来的所有作品。每当这些日子便是我们的节日。每次到先生家中都会有两个食盒已经放在桌上,一只装着糖果,另一只是饼干或茶食。董先生总是先出来见个面而随后借故走出去半小时左右,好让我们放肆动手,回来后再谈艺术。那时节,学生们胃里太空,和老师一边谈话,吃糖的样子一定不雅。


这是董先生刚带回大批的西藏第二次写生回来不久,这是一批非常吸引人的精彩作品,可谈的正多着呢,那最美好的日子属于政治家还在忏悔于过去的错误,尚没有时间反击,艺术家虽有前车之鉴,却还没有领略过文化革命这种大世面,大有早春气息。真是野草吹又生。希望在夹缝之中禁不住又悄悄地萌发出来。“你喜欢塞尚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问我,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亮亮地注视着我,感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和他有一个距离,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说,可能是性情的关系,但没有接下这个话茬。回想我曾听到吴冠中先生讲,在杭州艺专时期,董先生曾经为色彩方面受到林风眠先生的指评,独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当时我不接话茬可能是对的,先生严于责己的精神实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还对于美术教育中所谓基本功的概念发挥了一通议论,我表示反对强使大家接受统一的,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基本功概念。我说,所谓基本功是为了给学生以后的创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应当尽可能地扩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内容,现代的艺术教育应当提供从古典主义直到毕加索之间的所有选择。这种论调在当时显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我的意料,董先生显得特别严肃地一板一眼地说:“我同意袁运生的这个意见。”从这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们之间好久以来的亲近感觉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这般地无顾忌而已。


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是有一天我们一同欣赏他多年来作品时发生的。差不多所有的画都看过了,过去和现在,变化真大啊,大家都深深地沉思了。董先生指着自己1942年的一幅《苗女赶场》油画说:“本来,我自己心中所最属意的是这一条路子。”正如他常说的,那是笔笔负责、恣意而自由的绘画。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震!我回味他这条肯定自我的迂回的曲线,暗自下定决心:寸步不让,我将寸步不让地走自己的路。


董希文 《苗女赶场》布面油画 72x100cm 1942年

董先生的心思全用在绘画里了,全副精神,全副精力,你看他作画的表情便是那样。他的眼神,那着笔的手的挥动都是刻骨铭心的,这是一种心性的表现,无论是藏族喇嘛的早年白描写生,还是《红军过草地》中大笔衣着的描写,或者再次西藏写生的那些豪放的饱满的笔触,他都是率性而作,这里面留定他的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手把钢刀,直戳印章,毫无犹疑(他只有这么大的力气了)坚持他作画的主张,要一笔笔划下去!一笔负千年重任,不遗余力。不在修改之中求生存,要直对画面,要尽情,尊崇画面如面对历史。他的骨灰盒上用了最后一块自己刻的名章,是这段日子钻研汉印,熟读碑铭最后的心得。坚实、肯定、一去不复的刀痕,有情有致的笔划,这坚忍的情愫,活生生骨出了自己的性情。他是以悲壮的情怀与艺术告别,与自己的生命告别的!

董希文 《大渡河泸定铁索桥》 木板油画  40x53cm 1955年


董希文 《旺藏寺前的白龙江》 纸本水粉 31.5×44cm 1955年



董希文 《毛儿盖盛会》 纸本水粉 29x37cm 1955年



董希文 《村姑》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董希文 《喜马拉雅山第二高峰下》 木板油画 40x53cm 1961年


董希文先生怀抱大志,奋斗一生。坎坷的生命之路无处不留有他壮怀的悲歌。他爱作大画,用浓烈的纯色,大笔挥扫。他深黑的眼神颇有光采,时时以敏锐的一窥透露他常常是深藏的激情。沉思时将烟夹得很深,吸得很重,好像吸得愈猛才思考更深。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有大家气,热情持重,令人感动。我有这样的经验,当我看到他最精彩的那几张小品时,很想叫喊一下,以便和画面呼应,并持平我激荡的心胸。

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艺术家!

祝好!            
 袁运生
十一月于纽约
(原载台湾《艺术家》19862月号)


袁运生先生在【一段记忆的修复——《水乡的记忆》】开幕现场的致辞

董一沙将文革揭发材料中有关董希文为《水乡的回忆》争分的描述指给袁运生先生看


袁运生先生和董希文先生女儿董一沙在展览现场

袁运生先生在修复后的《水乡的记忆》作品背后签字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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