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运清 | 化作春泥又护花——忆董希文先生

发表时间:2021-04-03 22:00作者:梁运清
文章附图


上个月我接到梁运清先生从广西打来电话,并收到他捐赠给桂林花桥美术馆的600幅作品印成的画册。梁先生动情的回忆起当年他从德国德累斯顿造型艺术大学留学归来,被董希文先生请到工作室来任教,给他力量和信心,在开放的学术氛围中度过了重要又难忘的几年。如今年近90岁的梁先生仍在追求新的创造,他那种诚恳、认真,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感动! 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为他举办了作品捐赠展,开幕式上梁先生再次回忆了与董先生共同执教的经历,他说回到美院就像回到了家。

——董一沙


1963年,董希文工作室部分师生
(前排右起:詹建俊、董希文、许幸之、梁运清,
后排右起:孔繁启、陈向群、齐梦慧、霍连山)


化作春泥又护花
文/梁运清

“闲云潭影日悠悠,换物星移几度秋。”岁月流逝,转眼间董希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春秋了(董希文逝世于1973年1月8日,编者注)。提起董先生,每一个熟识他的人,他的亲友,他的同事,他的学生,以及广大美术爱好者,无一不为他过早离开人世而惋惜。


董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永生难忘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从事教育事业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而且他的人品、他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都让我深深敬重。


董希文先生是一位植根于祖国土壤的艺术家,艺术造诣很深。他的作品凝炼素雅,意蕴深邃,流露出纯朴开朗的民间气息,给人留下思索回味的魅力。他对创作的态度十分严肃、精细,从不草率从事,他常说:“在自己作品上一笔下去几乎要负千年的责任。”艺术家高度的责任感,使他的创作充满尚实的倾向。他倾心尽力关注社会,寻饱蘸感情的彩笔,描绘的都是生机盎然、积极进取的新中国的人和物。董先生的创作手法也是写实的,他善于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掘取那些人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力强的题材去深刻揭示它。


董先生为人敦厚磊落,待人真挚诚恳,作风平易近人。他是一个严肃寡言的人,言语不多,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常常是三言两语切中要害,使人感到既中肯又亲切。我愿意在他面前流露真实的感情,从他那里得到启迪和帮助。


记得1961年夏,我刚学成回国,当时虽然有一股报效祖国的热情,而更多抱有成名成家的遐想。特别是我的留学作品展出后,得到许多人包括董先生的赞许,我有些飘飘然,董先生用马蒂斯的话忠告我“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荣誉,而是切切实实的工作。他要我脚踏实地做一个严谨的艺术家,一个没有半点虚荣心的人。从董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一个真正艺术家、教育家的气质和品德,我庆幸自己刚步入社会就遇上贤者。而后,我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作为他的助手和学生,与董先生朝夕相处,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日子里,我们结下了纯真的师生友情。


董先生对年轻教师是很爱护的,他虽然是我们的长辈,而始终把自己当作我们当中的一员关注着我们。当时,第三工作室年轻教师只有两个,董先生盼望我们在教学上不走弯路,早日成长。他认为青年人成熟的早晚,取决于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程度,故而他大胆决定让我们挑重担,詹建俊同志任第三工作室一至四年级创作课教师,我担任一至四年级的素描和色彩课的教师。这一果断决策,使我的专长和对绘画基础练习的主张得以实践,对教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教学中他对我要求严格。我初登讲坛,缺乏经验,茫无头绪。为了让我心中有数,董先生与我共同制订各年级各学科的详细教学计划,定期亲临教室检查工作,从未间断。每星期周末我还要到他家汇报情况。为了加强我对教学的信心,为在学生中树立青年教师的威信,他从不在学生面前指责我的失误,遇到问题时又总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在汇报工作过程中,又常常让我先发表意见、想法,对的部分他采纳,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存在的问题他耐心开导,启发我的思路。他的谆谆诱导,促进我奋发进取,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董先生对我不仅抓教学进度、教学质量,而且也十分关心我业务水平和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教师育人先育己,除了加强思想品质的锻炼外,知识更新十分重要,“独抱古经究始终”是跟不上时代的,对美术工作者来说,知识更新的最好途径是搞创作,因为创作是深入生活社会实践的艺术结晶。因此,不管我教学工作多繁重,董先生都要我挤出时间搞创作。他根据我的弱点,建议我到敦煌学习临摹,加强基本功的锻炼;他按照我的画风鼓励我到陕北深入生活,加强对农民的理解。经过半年的窑洞生活,业务水平确有长进,我创作的《当年的放羊娃》、《沙漠边上》、《背篓商店》……都先后问世了,并得到好评。成绩的取得,更加深对董先生的敬重和信赖。


1960年10月,董希文带学生在敦煌考察

董先生从事美术工作数十年,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知识渊博,考虑问题有深度,有见地,但他从不把知识经验据为己有,而是无私的奉献。董先生十分注重学生的德智全面发展,培养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的美术专业人材,他坚持艺术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董先生在教学上的主张也有独到之处。他提出教学“两严两宽”,即课堂作业要严,对低年级要严,课外作业要宽,对高年级学生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这些治学之道,给第三工作室注入了活力。在课堂上学生做到严格遵守专业教学程序,勤学苦练,画出一批很有特色的创作和习作。课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追求,或个体活动或三五成群组织“小沙龙”,对艺术进行广泛的研讨和实践。他们采访校内外的老师以及其他姐妹艺术的名家,聆听他们对艺术的见解、创作的体会、深入生活的收获……前辈走过的路,他们不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使同学们涵融品味,感同身受。这些活动大大地丰富了同学们的知识领域,给他们日后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董希文给学生讲写生技法

1962年,学校为了实施完整的教学体系,发扬不同学派教学之长,在油画系实现全面的画室制,改变学生从三年级开始进入画室为一年级进入画室。竞争的局面刚刚打开,就有人论长议短,董先生及时提醒我们“人可以有偏爱,但不容有偏见”,要我们“文人相敬”,勿“文人相轻”,要见识广博,胸怀宽阔,要努力学习别人的成就,发扬自己画室的优点,只有兼容并蓄,才能有所创造。当时有人担心学别人画室就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董先生开导大家,每一个画室是一个集体,大家拧成一股劲,画室站住了,风格就显示出来。董先生言传身教,使第三工作室的学术研究风气空前活跃。


1961年,董希文工作室师生合影

董先生早在50年代就从事壁画创作活动,是新中国壁画事业最早的开拓者之一。1972年我作为艾中信先生的助手,前往斯里兰卡科伦坡,参加我国赠建的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大型壁画的绘制。临行前,我去看望董先生,并希望得到他对壁画的意见,见到我他十分高兴。当时,他虽然身患癌症,病情严重,仍然十分关心教学工作,他谈到在他有生之年有两件事尚未办成而感到十分遗憾,一是第三工作室实行全面画室制只办了两年多,还没有总结出一套教学经验就遇到了美院“文艺整风”和“文化大革命”而中途夭折。二是从50年代开始就想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立壁画专业,为发展新中国的壁画事业培养人材,但由于经济上、体制上和其他原因,壁画专业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当我告诉他,我要到斯里兰卡绘制壁画时,他为我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得到社会实践机会而感到高兴,并为如何画好这幅壁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他希望壁画事业能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手中发展起来。我们的交谈,整整占去了董先生的一个下午,他越谈兴趣越浓,很激动,无疲倦之态,到了掌灯时刻,我才依依不舍与先生告别,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聆听董先生对我的教导。


董先生逝世时未满59岁,他多么盼望身体康复,去完成他执着追求的事业啊!可是无情的病魔吞噬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生命。他去了,永远永远离开了我们。


“不道落花便无情,化作春泥又护花。”董先生用毕生精力和心血培育的一代代人材,以及大量作品已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董先生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人间,董先生的宿愿已由后生来实现,今天,壁画系已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立起来,10年来为社会创作了一批壁画,并培养了一批壁画专业人材,不少美术院校也开设了壁画专业。新中国的壁画事业正方兴未艾。董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美术事业后继有人。


董希文先生,您放心吧!

(原载李玉昌、谢善骁编《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梁运清先生在2021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独秀韵清——梁运清捐赠作品展”上的讲话片段

延伸阅读:



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1946年应徐悲鸿邀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董希文工作室主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大师。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民众生活地区写生创作。1943年远赴西北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精髓和技法。1946年后到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巨作,其作品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50-60年代曾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和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大量风格独特,技艺精湛,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即鲜明提出“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教学中采取“兼收并蓄”和“顺水推舟”的开放方针,成为新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与开创性的艺术大师及杰出的美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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