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袁运生1972年7月给董希文先生的信

发表时间:2022-08-18 09:00作者:董一沙
文章附图
原创 董一沙 董希文艺术研究与纪事 2022-08-18 20: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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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运生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回顾展“袁运生的历程”于2022年7月5日至10月16日在上海 龙美术馆(西岸馆)主展厅展出,两百多件作品贯穿袁运生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70年之久。8月7日开幕当天举办了研讨会,袁运生的同学、同道、好友、学者、学生等做了深入的发言。

本公众号仅刊登董希文女儿董一沙的发言部分,同时经袁先生同意首次刊登袁运生于1972年7月20日写给董希文先生的一封信,这份珍贵史料见证了两位师生艺术家的深厚友情和精神联系。
 



【视频】袁运生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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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朱青生(主持人):刚才两位正好都是董希文工作室的学生(李秀实,袁运生)都受到董希文先生理念的影响。今天我们正好请到了董希文先生的女儿,她除了是董希文的女儿之外,她在整理董先生的档案和材料,而且整理的非常的详细和认真。正好呢,袁先生说到董先生的情况。我想请您说说,在您整理的材料中间看到的自己的父亲和袁先生相关的材料,能不能借这个机会来说说。

董一沙:我和袁先生认识可能比在座的好多人要早一点,原因是从小看见袁先生还有李先生等大师兄们到家里去,还有在学校见到他们。其实我明白,今天我到这个场合首先是代表我父亲来的,另外也代表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和袁先生的接触,受到他的教导,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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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师生在中山公园举行毕业总结时留影
(左起:董希文、许幸之、艾民有、袁运生、颜铁铮、王秉智、费正)

首先,我想当着大家的面,感谢袁先生。为什么呢,从我记事开始,作为有自己的思想开始,在文革时期,我们那时候才十几岁,就经历社会大的动荡,眼看着父辈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批判的时候,尤其到了我父亲患癌症以后,生活,思想,精神方面极度压抑和艰难的时刻,接到袁先生一次次的来信,给了我父亲非常大的精神上的鼓舞。他在信里阐述董希文的艺术思想和成就给中国带来的意义。这些信一方面表达了袁先生自己的艺术观点,另一方面也是给在病中的父亲很大的精神力量。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信现在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今天我本来是要带来的,结果走的急就忘拿了,以后这些信会作为历史史料好好地留存下去。

朱青生:您现在提到的这封信,也许就是我们这个讨论会的一个附件放在里面,这样就看出当年的情况。

董一沙:当年袁先生还有其它的信,并附带着他在长春文化馆的时候画的一些大创作的照片和体会,请父亲提意见。当年,我父亲在得病之前,实际上是关在牛棚里,后来到北京钢厂劳动,又到磁县劳动农场去改造,因为胃穿孔大出血,才放回来到北京医治。治了不到半年又接着回到下面农场去改造。在几经反反复复当中,就接到袁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师兄的来信,阐述董希文艺术思想的意义。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在家里谈到袁运生先生的时候,父亲特别严肃认真的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是非常有才的。”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就停住了。我们没有追问他说话的习惯,因为明白,在那种时期,他对一件事情非常有感触,也认为非常严重的时候,有时只说一半不说了,就是留着下面的让别人去想。实际上下面的那一半我们都明白。袁先生从十几岁就被打成右派,然后学校里的这些学生又经历社教等等运动,青年的成长时期本来是应该把自己的才华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却屡屡遭到批判,个人和群体的发展都受到很大的阻碍,再加上后来的社会经历,大家都能知道的。所以我们从袁先生给父亲的信,父亲评价袁先生“非常有才”这一句,实际是半句话上就可以感受到他们这两个大才子,现在可以说成是两个英雄之间的相惜。从这段经历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化大社会里一个小的缩影。

文革结束以后袁先生回到北京来,我曾几次和袁先生见面,听他阐述他的艺术抱负,丝毫不减当年,尤其是他从美国回来后,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我记得他有一句话特别明确,他说‘’绝不让步。’’‘绝不让步’这一句话他重复过好多次,我听到过好多次。袁先生阐述他从美国回来以后要做的事情,滔滔不绝,每一次都讲得很长时间,每次都像是第一次讲到,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他在《魂兮归来》那篇重要文章里集中阐述的核心,每一次他都讲的详详细细,充满了热情。当时就可以看得出他自己心里要做的这件事是认定的了,那么的充沛,坚定不移。后来袁先生又几次邀请我去他的画室,看他的白描和其他的画,包括现在展厅里的,当时还没有展示出来的画,象《夫子琴思》等。袁先生回忆起在纽约,美国那边的时候,在博物馆里或是其它一些场所,看到自己民族的艺术品,家具也好画也好,被陈列在特别讲究的环境里,他描述这些场景的时候特别的动情,说“我们的明式家具放在那么好的环境里,被那么讲究的光线照射着,显得那么的美!!” 我听这些话的时候特别感动,他说这些话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传统中好的东西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也是在感慨,这些东西放在人家那里是那么的爱惜,那么的珍惜,那么的看到它的美,可是在我们这,有些时候自己却并不重视。说这话的同时,也是反映出袁先生要把自己好的传统发扬光大,把它传承下去的那种决心。我别说太多,等会还有很多人要说。

朱青生:你慢慢说,现在能够有话说就尽量说。我等会还要问袁先生“绝不让步”,不让哪一步?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刚才董一沙把您跟她父亲的信中间带出来的问题,就是“绝不让步”,到底是不让哪一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追究下去的。您可以接着说,或者我们让袁先生先来回答,或者告诉我们不让哪一步。现在请袁野负责拿话筒,不要让袁先生拿,他帮你拿并不是你拿不住,他对着你的角度比较准,否则做速记的人听不清楚。

袁运生:我是董希文先生的学生,虽然我是在系里,在某些场合受到一些压抑,但是董先生对我是抱着很大的期待,这点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我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我做我的,我做我认为对的,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在美院的这些年,都是这个态度。后来就有些分化,变成不是公认的我有什么错有什么对,能理解我的也变得多了,跟我处的很好的也互相受到影响,后来对我来讲是很有信心的,并不是当时的情况受到压抑,我就失去希望。这个事我这么简单说几句。

中国的艺术它和西方的艺术,即便是油画,也不需要搞得一样,中国有中国的特色,比如中国的线在油画里一样很好,很有价值,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价值有足够的信心,今后还会是这样。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它有很深层次的多样性和变化,在这个世界里很少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觉得都是西方好。我也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他们看到中国过去的绘画,包括我在那边也画了一些,他们其实很认同,并不是说在美国的影响下,好像世界艺术的发展都要拿它当标榜。我觉得中国有自己的非常独特的语言,它是很有价值的。只是我们对这个怎么说呢准备不够,理解不够,坚韧不够。先说这些。

朱青生:所谓的“这一步”这个问题,实际是绘画在整个的世界里面,就是说我们虽然用的是油画,但是在追求艺术的境界上,一步不让,可以这么理解吗?所以要把自己的传统和优秀的资源充分的调动起来,但是您觉得目前还是做的不够?

袁运生:可以这么说吧。

董一沙:我再说两句,宏观的东西大家说,我说一点具体的。袁先生跟我说过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袁先生多次强调他自己画画的一次性,连贯性,不去重复。他说他自己画大画的时候,不只是把小稿照着放大,而每一次新做的时候都是即兴的随时有新的感受新的东西放进去。他批评有些人,画大画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小画放大而已,把自己又重复的临了一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袁先生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当然要细说的话里面内容特别多。

还有我到他的画室里看他画拿到香港之前的那幅画《夫子琴思》,好像是后来一系列巨幅大画的第一幅,听袁先生讲述他的心情和对古代寓言里那些关系的理解。袁先生问我的感受是什么,当时屋子里正放着瓦格纳的乐曲,我看着那幅大画面,体会着他的心情:他是在世界的文化范围里感受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我说:这幅画特别华美!袁先生听了惊讶的说:是吗?眼睛里放着光。我觉得他虽然是问句 ,实际是高兴的满意的心情。就像这种时候,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感觉袁先生就像是年轻人一样,并没有那种老道的已经功成名就之后,就是按照我这个套路往下走的意思,而总是以一种崭新的心态探索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品质特别可贵。袁先生除了一生是一个斗士以外,还是一个特别细致,细腻的思想者和实践者。记得当年我在观看他的那幅大画时,屋里环绕着昂扬的交响乐,他就像是一个我们亲眼看见的在翻山越岭走过之后,站在山顶上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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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董一沙和女儿拜访正在创作中的袁运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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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袁先生这么多年,尤其从国外回来以后,无论是写文章也好,还是在各种场合说话也好,不遗余力的阐述董希文的艺术思想,或是董希文当年对他的师生情。我觉得一方面,他对自己老师怀有的感恩的态度,同时他也是在表述自己将内心的目标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它做成的这种决心。这一点特别大的影响了我们,也鼓舞了我们。对我个人来说,这个鼓舞是非同小可的,如果没有这个鼓舞,也许我为父亲做的整理,研究和传播的好多事情做不到这么具体。我就说这些。

朱青生:忍不住的要鼓掌。刚才您又把问题提到另外的维度,先说的是,他对传统美感的侧重和发挥,要求是在世界的范围之内,即使是看待油画这样外来的艺术,但是在他的整个推进和竞争的中间,也不要忘了另外的一个传统在里边可能的贡献和可能的价值,先讲到的是这个。现在您又讲到了他的性格和品质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我过去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袁野跟我说的,他说第一次看到我在中央美院的操场上跳高,那是多少年了呢?近四十年了!我们第一次碰到是四十年前,四十年前我是在袁先生的画室里看见他画画,就是U字楼后面那个画室,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有的人呢,他就是画小画呢他自己受不了,他非要弄得那么大他的气才够发出来,否则就被憋死了,所以他有这个气魄要出来。但是您刚才讲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细腻的程度。我想袁先生本身是一个朴实的人,所谓朴实就是他忠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你说他的内心竟然在瓦格纳的音乐鼓舞之下画出了华美的感觉。袁先生听了这样的话为什么会眼睛一亮呢?您认为自己的华美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绽放出来不同寻常的光辉的?您怎么认为?

袁运生:你讲的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恐怕没有这么高的高度。(大家笑)

朱青生:董一沙她比您年轻近二十岁,由于对于兄长的仰视,发出了由衷赞美的时候她说的话。但是您对于她说的话有什么感受和认同呢?

袁运生:现在画没在身边没法讨论的更细致。每个人对画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不存在对错。

朱青生:对的。

袁运生:只是一种感受,反正我画画呢,可以说是自作自画,不怎么考虑别人怎么看,或者说我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一个好的分数。

董先生对我的教导,对我一生非常重要,他是个特别真诚,朴实的人,我在画画的时候常常受到他的给我打气,给我一种支持,一种支撑。我们之间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但是,董先生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光是这个就是对我非常重要的推动。因为艺术家之间的那种关系,实际上有时候是不太多的,像几句话,几个态度,几个说法,就互相沟通了。董先生对我这一生很有期待,我也尽量做我能够做到的,我力求能够把这件事情做的更有价值。

朱青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就是说在您看来只要是真诚的表达,而且是诚实的表达,至于别人看到的华美,那是他的眼睛看到的是华美,也许在别人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其它。但是对您来说他怎么看不是您注重的,您看重的是把董先生对您的期待把它实现在画面上,并且真诚的尽可能的实施,就够了对吧?所以才出现她说的这个事,并不是您的追求,只是被看出来,对吧?(大家笑)

董一沙:我不知道我的用词准不准。当时,我心里的感受是昂扬的。

朱青生:这也许就是瓦格纳的音乐艺术的一种感染。

袁野:说到董先生,前几天有一次我们睡觉睡得晚,我和我爸聊天,我爸很严肃的说到董先生,他说“董先生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一直不敢懈怠。”这个话非常真实。

朱青生:说的很清楚,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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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董一沙发言中提到的袁运生于1972年7月20日写给董希文先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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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运生写给董先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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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运生信中所附的照片


袁运生1972年7月20日给董希文的信的释文:




董先生:您好。


这次去北京,最高兴的事是在毕业十年后,终于再次聆听董先生的教诲。
看到您对疾病所抱的乐观、坚韧的态度,感人深切。
对于病,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写的最好: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须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
而您正是如此做的。
回长之后,我的同志朋友均非常关切地向我询问先生的事,都很敬佩先生的乐观与坚韧,并深信今后仍能看到先生的新作问世。
我回来后,省里传达关于今年末和明年五月分别举行版画年画及油画宣传画的省美展,劲头满足。我们也急于安排地区下一步的做法,打算在开好地区美术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更多的专业与业余美术作者努力创作,以迎接两次美展。我也打算把那张创作画成油画,明年五月展出。今年的素描将作为初稿,根据先生意见重新考虑。
这次全国美展虽然不尽善尽美,但它起到推动全国美术运动的作用。
前些时,在全国美展挑选作品期间,据说姚文元同志谈及油画时,觉得比不过外国,很难出国。我以为这正道出了油画民族化的当务之急。
我觉得董先生一生为之努力的油画民族化问题,今后仍将是每个中国的油画作者必须认真实践而力求解决的大问题。董先生的实践已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取得了极其可喜的成就,是当今最重要的成果。但人们若仍以目前的步伐走去,数十年也未必能达到先生已经达到的高度。理论上没有探求,实践上完全处于自发状态。这种现象,我想会扭转的,以我们的国际活动需要看来,更其迫切。政治上的需要已走到业务状态的大前头,还在日甚一日的发展,这矛盾终会为大多数人认为迫切需要解决。这时,人们将更注视先生的业绩!况且我深信,这是民族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先生61年去西藏的作品,我至今记忆犹新。觉得代表了您在艺术上一个新的时期。无论在自己语言的确立,民族化新尝试的实践还是运用现代感情的极其单纯,朴质的艺术语言方面,都达到高峰。纯熟而完美的作品绝不是一两张。我曾在这些丰润饱满、豪放、淳厚的大笔触“大”色彩、大手笔面前徘徊,思索,十分感动。这次若不是为了烦劳先生过意不去,是一定要再次拜读它们的!
当然,我没有能看到62年以后先生的新作,尤其是为西藏厅所作的壁画,至今遗憾。
在油画民族化的探索方面,您是开路先锋,这绝不是夸张的话。为了把中国的民族艺术提高一步,把我们伟大的民族文化发展一步,您的引导,具有不可少有忽视的巨大意义。我相信,不久,会有更多的人与我有相似见解。事实上,许多人正是这样在想。
但是许多人之所以望尘莫及,我以为主要在于没有广博的基础,没有民族地的深厚的基础。一种是等待“自然而然”地由天而降,一种是胡乱变化,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这次美展,看到很多我们工作室的同学的进步由衷地高兴!我和艾民有在海军大院谈及此事都想起董先生当年的苦心!想到许多我们都难以忘怀的情景,相信董先生也会因为大家的进步而格外欣慰。
关于沙雷的事,从言谈中,知道董先生一直很挂念。我待向有关方面了解以后再奉告信息。沙雷夫妇来吉时,请在长春路过时,到我家里玩玩,白天到人民广场市工人文化宫一楼右侧即可找到我,我的家距文化宫也不远。
虽有很多想请教,但担心先生读信劳累,待先生病愈再深谈吧。
          问候师母及先生全家。
安好!

          学生               

          袁运生       

                   7,20夜


这几张照片,照的不太好,但为了请董先生在精神好、又没有其他事的时候,进一步提提意见,送给先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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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1946年应徐悲鸿邀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董希文工作室主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主要师从于颜文樑、林风眠、常书鸿、恩·巴蒂等大师。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民众生活地区写生创作。1943年远赴西北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精髓和技法。1946年后到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巨作,其作品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50-60年代曾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和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大量风格独特,技艺精湛,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即鲜明提出“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教学中采取“广收博采、兼收并蓄”和“因材施教、顺水推舟”的开放方针,成为新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与开创性的艺术大师及杰出的美术教育家。